展中经济体的经济主体是以蓝领工作为主的制造业。他们有机会依靠新技术发展他们的服务业。因此，他们将得益于生产率的提高，而不必经历打破现有结构的痛苦。生产率提高，产品价格下降，发展中经济体可以尽早从蓝领工作为主的制造型经济，转型为白领工作为主的服务型经济。下一阶段，IT革命将降低发展中经济体发展内需的成本，给他们带来更大的益处。

现代化的发达经济体主要是以服务型经济活动为主。商店店员、餐厅服务员和公交车或出租车司机是服务型经济的主体。然而，他们并不产生附加值。行政管理人员、银行家、律师、会计，还有那些在高层写字楼里工作的职员才是提供高附加值服务的人群。但是，如果一家大型组织基本上由白领专业人士组成，这个组织的效率一定非常低。低效是因为价格机制在处理信息的阶段失去作用，也就是没有终端产品需要定价。公司里总有一些员工比别的员工效率高，他们更可能获得升职，或者加薪。但情况并不总是如此，有时候，价格机制让位于公司政治。上级不总是喜欢工作效率最高的员工，因为这些员工可能会威胁到他们的饭碗。这些复杂的情况降低了让员工好好表现的激励。

那为什么大型服务型组织还能够存在呢？主要是因为服务产品的定价需要时间，服务型产品可能需要数年才能检验出其质量好坏，大型组织能够靠声誉让购买者放心。如果原来的顾客满意，可以激励该组织保护自己的声誉。因此，新客户应当也有信心购买该组织的产品。

IT的发展可以从两个方面消除白领低效的情况，首先，可以衡量产出。例如，医生看完病后，可以花很低的成本追踪病人的情况，病人和医院都能够了解关于每个医生的效率和诊治效果的数据，会计、律师、厨师和银行家也可以通过同样的方法衡量其效率。

高效的产出衡量分析会导致：(1)白领专业人士薪酬的价格差异进一步扩大；(2)控制这些人员的管理者数量进一步降低。也许“28定律”现象仍会发生，但是，20%的生产效率较高的员工将获得80%的报酬总额，他们的管理者会少得多。这样一来，“28定律”现象就不会导致效率低下。

富有的发达经济体的核心是中产阶级，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可能会危及发达经济体的模式，可能是由于效率低下，服务型经济的收入分配均匀，即每个人的薪酬都差不多。如果可以精确衡量产出，收入分配会成倍的不均。蛋糕可以变大，许多人却只分到很小的一块。

其次，通信成本的下降可以剔除供应链中的多个层级。互联网应运而生之后，一些中介机构开始提供网上服务。新型的在线中介，尤其是效率更高的中介机构开始崭露头角。接下来，恐怕连网络中介都要消失。通信成本越来越低，小型服务供应商可以零成本为世界上每个人服务。而且，世界上每个人都可以零成本联系每个小型服务供应商。

金融服务供应商从定义上说就是中介。为什么储户将他们的钱交给这些人来管理呢？不是因为他们表现优异，90%以上的机构投资者的表现比市场指数差。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他们降低了获取、处理和传递信息的成本。这种解释现在看来更靠不住，任何人都能够像基金经理那样，几乎不费成本地获取各种信息。恐怕金融服务业可能会发生结构退化。

金融服务业正在失去对用户及实体经济的附加值。它越来越依赖系统博弈，并从客户的无知中谋利。这使得该行业和金融市场更加动荡，更容易诱发泡沫。

云计算、光纤和移动用户设备的出现，使得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成本接近于零。它破坏了中介赖以生存的基础——规模经济。我们正在目睹对定型的白领经济体产生冲击的前浪。正在进行的IT革命对白领劳动力产生了极强的破坏力，使得发达经济体很难在可预见的将来减少失业。通过减少中介成本，发展中世界将更快进入以国内服务需求为主导的发展期。因为发展中国家尚未建立中介服务产业，因此，他们能通过降低服务和货物在国内的价格，将新技术成果最大化，从而改善内需，使之成为增长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