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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下全球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企业家们该如何应对?我在与一些企业家交流的时候,经常听到这样期待的声音:“国家会出什么样的政策推动经济增长?”

  固然在过去20年,中国企业靠政府出台刺激政策熬过了一个个低谷期。但如今,地方政府负债率高,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刺激经济政策难再力挽狂澜,“等待政府出台政策”的心态亟待改变。企业不能指望政策,而是要修炼内功,把产品做好。

  城镇化并不是拉动此轮经济增长的关键,资源的重新配置——限制政府花钱,让老百姓有钱花,才是关键。目前的税制改革减少的税收如九牛一毛,在我看来,要动真格,先减税1万亿元,(其实这不算多,只相当于中国GDP的2%。)例如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可从45%降到25%。中产阶级是未来社会稳定的核心人群,他们才刚站稳脚跟,个人所得税就将他们一脚踩死。

  看空城镇化、城市群

  在很多人看来,城镇化是拉动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关键,其实不然。发改委公布的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2.6%,事实上,中国的城镇化已经进行得差不多了。

  中国城镇化体现在很多方面,包括造房子。截至去年年底,全国住宅用地中在建面积26.16万公顷,未开工面积10.05万公顷。按照人均25平方米的居住用地仅计算在建面积,也足够10亿人居住,中国的房地产已经过剩了。实际上,人口依旧朝大城市聚集,现在的农村几乎看不见青壮年的身影了。

  最近,又耳闻“城市群”的概念。所谓城市群,就是几座城市的联合体,这并不能扭转空城景象。以日本为例,新干线的建成联通了东京和一些小城市,却没有如想象中带动小城市的发展,更多的年轻人离开家乡,来到了东京。由此可见,城镇化未必能推动中小城市经济的发展,反而可能加速其衰落的进程。“城市群”的热炒是为了炒高房价。

  这些年,一些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靠地吃饭成了惯性思维。企业同样如此。许多公司表面上有很多盈利模式像食品加工、物流运输等,深究下去,其实是靠土地盈利的。细看上市公司的报表,不少盈利较好的背后都在搞金融、搞土地。

  近年来,房价之所以节节攀高,关键在货币超发。2009年以来,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印钞机”。2012年,全球新增货币供应量中国占近一半。今年3月末,中国广义货币(M2)余额已达103.61万亿元,首次突破百万亿元大关。

  与中国房地产紧密相连的是货币供应量和供求关系。我认为中国的楼市高点已经过了,因为中国出口高增长和货币高增长的时期已经过去,未来中国货币增加能有10%就不错了。中国房地产业已进入长远的熊市,像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的市中心房价升值的可能性还有,但对中国整个房地产市场就不要再做升值梦了。如果手上有空房子,现在赶紧卖了。拿这笔钱,办一家真正的公司。

  慢增长是挑战也是机遇

  2008年金融危机是个重要的拐点,世界经济尤其中国经济从高增长转入低增长阶段。

  如今,大部分公司的盈利模式依赖市场需求,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就难以存活。其背后的原因是公司生存根基不牢固,只不过,这个问题一度被高增长高通胀的飞速发展所掩盖。中国经济进入平稳增长阶段,公司也需要在思维方式和发展模式上转型。

  过去十年,中国没有出现有竞争力的企业,有名的中国企业都是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现在不少公司的盈利模式通常是先负债经营,如向银行借款、发行债券等,通过杠杆效应提高企业的每股利润,等待市场需求暴涨的时候大赚一笔。公司间的同质化现象很普遍,这种模式长远而言不会成功。

  当下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中国企业家变成了电影明星,隔三差五出现在杂志封面、人物访谈节目。在中国,到处自我宣传有一定的经济意义——出名可以借钱。全世界只有中国的公司收购海外公司是通过借钱进行的,这种经营模式都是在玩资本游戏。

  企业家不务正业,难出好公司,对经济也有长远的负面影响。一轮跑马圈地结束后,企业家的出路在哪儿?

  事实上,中国要走的路还很长,企业家能做的事还很多,关键在于中小企业要找到自身价值。举个例子,当下食品安全问题人人自危,这就是商机。如果有家公司能做出真正的放心食品,何愁不发财?其实机会非常多,中小企业需找到自身价值,做自己专长的事情,并坚持不懈,十年磨一剑。

  我对中国的未来还是非常看好的。老百姓吃苦耐劳省吃俭用,在全球而言生产力很高,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国的机场出票员、超市收银员工作效率比国外的高,劳动力成本却远远低于国外水准。

  中国经济的命根子——对外贸易也依旧强势。中国加入WTO后,世界制造业向中国转移。虽然如今贸易增长减缓,但相比东南亚的基础设施落后,中国在贸易方面仍有很强的竞争力。而一些化工制造行业回流美国的现象也仅为特例,不会对中国造成较大威胁,毕竟中国一个工人一年的成本为6000多美元,而这只是美国工人一年的医疗成本。

  政府应大刀阔斧减税

  这些年,不少企业要赚钱都想着找政府,拉关系。整个市场机制被破坏了,行业核心竞争力不是产品,而是与官员的关系,经济效益自然下降。

  回归市场机制,同时要把钱给老百姓花,好的企业自然会出现。刺激政策的寿命越来越短,目前最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是减税,减得少也不会对经济有影响。要动真格,先减1万亿元。其实,1万亿元也不算多,只相当于中国GDP的2%。个人所得税税率从45%减少到25%,从而有利于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增值税税率从17%降至13%左右,这样就能降低物价,拉动老百姓的消费。

  有些地方政府总是哭穷,那是因为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把太多钱花在低效益的地方。其本质问题在于政府摊子太大,官员太多,项目工程自然就多。改革的核心是限制政府花钱,资源重新分配。

  人民、市场、政府三者关系调节好,经济增长自然好,虽然速度不快,但这是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如果再把食品安全问题、空气质量等环境问题解决了,凭着中国文化的包容性,海外优秀人才自然流入,优秀企业也会来寻求合作。十年内,中国就可以变成世界中心。

  (本文由CBF记者董晓寒根据谢国忠6月2日在同济大学所作《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下中国企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讲座录音整理,本文未经其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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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国忠

谢国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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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经济学家。1987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谢国忠曾任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及亚太区首席经济分析师。此前,他在世界银行任经济分析员,负责处理世行于印尼的工商业发展项目,以及其他亚太地区国家的电讯及电力发展项目。现任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财新≪新世纪≫特约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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