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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机者通常认为日本央行是一个软柿子,这种观点使日本央行获得了一次吸引投机者所有资金的绝佳机会

【财新网】(专栏作家 谢国忠)假如我是日本央行,我会为全球所有的货币投机者设下一个陷阱。我会假装干预外汇市场失败,来吸引投机者投入更多的资金。我会跟美国财政部拉开口水战,并时不时地假装害怕,诱住投机者。我会每天悄悄出售10万亿日元——不足以抵消投机性的流入资金,使得让美元兑日元汇率随着交易量的上升而缓慢跌一点。我会持续这么做两个月,使美元兑日元下跌60多,直到投机者们有500万亿日元被吸住,成本在75左右。然后,我再宣布以120的汇率无限量供应日元。如此一来,投机者将会瞬间损失312万亿日元。为防止进一步损失,他们会减少他们的仓位。如果他们不肯减仓,我就会再宣布,汇率在一个月后会上升到130。我会用一半的利润还16%的国家债务,然后将其余的利润捐给梅琳达和比尔盖茨基金用来帮助非洲。随后,我会重新允许利率浮动,毕竟投机盘已被关闭,然后强制征收日元交易0.1%的托宾税,以阻止未来投机再起。

外汇市场再一次变得疯狂。现在每天的交易量达到4万亿美元,按全年算是国际贸易(包括FDI)的30倍、全球一年GDP的15倍。很明显,大部分的交易量来自金融机构或是基金,而非跨国公司。巨量成交的背后是投机行为,也有人称是做市行动。

投机并不一定是坏事。当市场流动性不足的时候,投机增加了流动性,是一件好事。然而让事情变的糟糕的是,在一个流动性本来已经很好的市场里,投机者大幅提高交易量,让真正的用户成了受害者。由于真正的用户太少,而不能使得每位投机者都能获利,市场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投机者之间的游戏:头脑聪明且行动迅速的人,赚取那些动作缓慢或是脑袋不灵光的人的钱。识别投机正由好变坏,并精确地阻止,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想不起来这方面有啥理论。也许永远也不会有。推动投机的是人的情绪,而不是理性。理性的观点可能永远无法解释投机。

2010年初,市场认为美元对日元的汇率将从80上升到100。于是许多人跳进了这场交易。5月,汇率上升到95。而后,风向转变。市场又认为美联储进行量化宽松政策,于是汇率走向切换到了另一边:美元兑日元汇率已经下跌到了81。赔的大部分钱是投机者的。不过当日本的公司开始以这个价位买进日元的时候,汇率下跌的趋势对于投机者们来说还是有利可图的。否则,就是一部分投机者富起来,另一部分穷下去。当然,人们只是习惯报喜不报忧。

欧元兑美元的故事更具有戏剧性。去年年底,欧元兑美元的汇率在1.5以上。当希债务危机使大部分人都认为欧元会消亡的时候,汇率跌破了1.2。后来回升到1.4。欧元区是日本的两倍大,而且债务比美国和日本都要少。现在听起来有点可笑。但是,仅仅在几个月前,还有那么多著名的分析师在电视上和文章中争论欧元是否会消亡。不过,现在市场似乎已经忘了欧元区的金融和经济问题。

日本,欧元区和美国是世界前三大经济体,占全球GDP的半壁江山。什么改变可以支撑他们的汇率在短时间内如此剧烈的波动?他们的企业不可能在汇率如此大波动下,及时的调整成本去适应。因此,这种波动一定是围绕着其他漩涡。只有直接用户足够愚蠢到被市场吸进去,投机者才能获利。否则,就是投机者资产的重新分配。根据定义,重新分配将导致越来越多的资金集中在越来越少的投机者手中。他们为获利将积极制造更快和更大的波动。除非有人从他们那收走了钱,否则外汇市场的波动只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快。

格林斯潘是投机的终极创造者。他的快速降息、缓慢升息政策,帮助了投机者从中获利。在过去二十年中,我们已经看到这类基金如雨后春笋般成长且规模巨大。其中一些最大的基金比通用电气和宝洁这样的跨国公司更赚钱。难道这合理吗?除了不公平,这些持有大量资金的投机者使一些国家,如日本,过得挺不容易。除非摧毁投机者,否则问题只会变得更大。

现在,日本银行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去消灭它们。投机者通常认为日本央行是一个软柿子。想知道日本央行的行动,只要听听美国财政部的就行了。日本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在大多数人眼里,汇率政策也是一样。由于美国现在正试图通过货币贬值来解决国内就业危机,日本也将不得不跟着这么做。这种观点使日本央行获得了一次吸引投机者所有资金的绝佳机会。

不过,我认为日本央行不会按我说的这么做。他们并不那么具有想象力。毕竟,这对他们到底有何好处?日本央行官员不会因为盈利而获得奖金。这项工作可以交给中国央行。有一天,当中国开始浮动人民币汇率的时候,投机者会像蚊子见血一样叮过来。届时,投机资金将会变得更多。但中国政府会是他们的好对手。中国政府比对冲基金更喜欢钱,更有想象力,而且方式方法可以层出不穷。再也不会有比这更大的机会了!■

作者为独立经济学家,玫瑰石公司董事;财新记者陈璐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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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国忠

谢国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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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经济学家。1987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谢国忠曾任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及亚太区首席经济分析师。此前,他在世界银行任经济分析员,负责处理世行于印尼的工商业发展项目,以及其他亚太地区国家的电讯及电力发展项目。现任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财新≪新世纪≫特约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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