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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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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谢国忠:不良资产在未来两三年会大幅上升

(在2012年第七届21世纪亚洲金融年会上的演讲)

  谢谢!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交流一下关于银行在经济转型过程当中能起什么作用。刚刚监管机构的领导主要谈了是银行体系在经济放慢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怎么去适应这样一个时代,不能依赖于增长,同时还有王副主席刚刚提到竞争的问题,对银行过去盈利模式会受到很大冲击。刚刚银行的管理层也谈到了一些发展业务,针对中小企业是不是有机会,我觉得这两方面的讨论对银行体系带来的挑战有一定的认识,今天这个情况银行的挑战比较多,有盈利问题,有增长问题。我想在这两个方面之外谈我自己的看法。

  在座的都了解银行的股票比较低,银行的股票为什么比较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我觉得是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银行现在一般的股价接近于净资产,或者低于净资产,都是说明了市场对银行资产质量持怀疑的态度,在美国银行的不良资产在最高点的时候是两年前10个百分点,10%,现在下滑到大概8个百分点。当时大部分股价今天是8%,大的银行股价都是在0.5%到0.8%的水平。我们的市场对不良资产未来的估计是远远超过现在银行自己公布的0.1个百分点不到的水平。一般来说市场在这种对资产预料来说都比银行自己说的要准,在中国来说不是说怎么来应付未来的挑战,中国第一件事情是中国银行体系第一关过的是怎么处理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

  三年前我在银监会做过一次讲座,当时我谈了两个观点,一个是银行的风险管理是不能对冲系统性风险,如果有一个大的系统性的问题,像房地产、信贷泡沫的话,银行不可避免会卷入,内部机制不一定能够起有效作用的。这是第一个观点,宏观对金融来说是最主要的。第二点我认为当时中国的金融危机是一个时间问题,因为中国经济产生泡沫的话,泡沫的力量是非常大的。我当时发表观点是中国大规模的刺激经济,中国的广义货币四年以内增长1倍的情况。在今天中国的负债率在发展中国家是最高的,这个数字不一定是最精确,但我自己看得到的是中国非金融经济的负债率大概是2倍的GDP,这不包括民间的借贷,美国是215%的GDP,欧洲也差不多是这个水平,但因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所以这个水平是非常高的,应该说历史上没有发展中国家负债率那么高,而且中国的负债有一个特点,家庭和中央政府的负债比较低,主要集中在企业这边,而企业这边开发商和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占了很大的比重,为什么这是一个大的风险呢?企业负债率高的话,它的盈利能力也必须要很高才能够应付危险。但我们看到中国企业盈利能力比全世界平均水平低一半左右,而我们企业负债率跟GDP的比例比国际平均至少高1倍,这一进一出是1:4的概念,所以中国企业偿还债的能力是有限的。

  我觉得中国不良资产以后的两、三年里面会大幅度上升,这背后为什么企业能够举那么多债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中国银行体系是以抵押贷款为主的,而中国抵押资产主要是跟土地有关的,土地或者是房地产。而中国这几年土地价格是大幅度上升,所以企业举债的能力也大幅度的上升,为什么出现中国信贷有这么大规模的扩张,从这个风险来说,中国信贷这几年大规模扩张应该是一个泡沫,但它跟土地的泡沫是连在一起的。今年中国经济和房地产的信贷都是一个拐点,它是通过升值来维持信贷,这个时代应该是过去了。中国土地价格今年有比较大幅度的下降,我们统计数据不一定是精确反映现在的土地市场,我觉得中国的土地市场是和台湾和日本在1992年之后是非常接近的,以后会进入很多年的下滑通道。因为抵押资产萎缩之后对信贷质量一定会有大的影响,所以企业负债要续债能力会下降,我们现在看到信托借贷大幅度上升,今年信托可能会过千万亿。信托起来主要原因是因为有一些资产质量不够好,银行体系不愿意接受抵押,所以这个就转移到信托的体系,这样风险的重新分配对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是没有下降,土地问题对中国以后银行的信贷质量会有很大的影响。

  另一方面是产能过剩的问题,中国现在制造业生产利用率超过10%,在产能过剩严重的情况下公司的盈利能力是有大幅度下降,我看到政府报告国有企业盈利大概是10%左右的下降,因为我们现在信贷主要是针对国有企业,所以这个问题企业的盈利大幅度下降,土地价格大幅度下降给中国银行会带来很大的冲击。现在处理企业不能还债主要的手段还是通过续债,借新钱还老钱,这样拖下去不是一个好事情,我们看到在日本从土地市场最高点到开始处理不良资产花了整整六年,在这六年对经济重整带来非常负面的影响。如果银行体系对不良资产不处理,资本不能重新分配,经济从泡沫经济转型支持新的行业,有竞争力行业转换的过程是会拖延的,对经济是不利的。所以我觉得中国金融在这个话题下第一个要做到的事情就是处理不良资产时候应该是短痛比长痛要好,要尽快的处理,中国经济有机会把资本转向有竞争力的行业,中国经济才能够走出现在这样一个低迷的状态。这是我对银行体系的第一个看法。

  第二个看法就是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因为我们现在不光银行是不可以倒,现在变得企业都不可以倒,不光是国有企业不可以倒,连开发商民营企业也不可以倒,因为整个信贷体系建立在对国家担保预期上面,所以我们看到从信托到企业债都是一个不敢有破产,所以碰到问题都是在资金上面,金融体系再重新分配,使得企业能够维持下去。在整个国家经济盈利能力比较差的情况下,完全依赖政府隐性担保的预期来维持金融体系的操作我是非常危险的。最后这一步怎么走出来,中国大企业要破产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产能过剩的情况那么严重,如果不是通过破产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这样拖下去金融资产会越来越差,不赚钱再这样拖下去他的资产质量越来越差,这是克服系统风险是金融转型非常关键的一步。整个金融体系以后不依赖于国家隐性担保,作为最根本的资源来操作这个金融体系。中国金融体系刚刚我听到关于利润的问题,银行利润是件好事情,所以政府不应该做政治的变动负面影响银行的利润。我觉得这个对话是在中国现有体制的对话,是跟政府的对话,说明银行体系盈利主要是政府带来的,不光息差是政府贷款的,从存款的成本到贷款的风险都是政府给的。整个银行体系不是市场的机制,后面根本不是政府的担保。比如说我们的存款实际利息是负的,这么低价的一个资金来源,如果不是因为有政府隐性担保的话,存款者是不会把这个钱放到银行体系,银行是受到补贴的。第二是贷款土地企业盈利能力比较差,为什么能够大胆的去贷款,也是因为有政府隐性的担保这样一个存在,这个息差是比较靠得住。我们金融体系这十年改革之后形成一个公司机制,这是走出去市场经济的第一步。现在因为政府隐性的补贴,这个金融体系还没有完全走向市场,我们金融体系主要还是依靠政府吃饭的行业,我觉得这是以后我们金融怎么走向,自己靠自己吃饭这一步要走出来,转型当中这一步不可避免,如果这一步不走出来,以后金融会存在的问题更大。因为经济靠隐性担保吃饭,在贷款上面也是贷给自己,这是一个政治结论的操作办法,基本分配上面,所以我觉得对经济转型是非常不利的。中国一方面产能过剩是非常严重,另外一方面中国有品牌,有技术含量的企业是非常少的,这说明了我们的金融体系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只是对粗放型以量取胜的发展模式起了支持作用,但在经济转型,提高生产力没有起到一定的作用,这是一个我们值得重视很大的事情,银行体系不一定看得出来,但是从股市看得出来,股市上看出中国经济发展不是创造利润的模式,到今天为止股价更低,我们民营GDP涨了4倍,股价更低,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说明我们在经济基本分配上面没有创造明显的盈利,所以为什么股价会那么低。

  刚刚说了两点,第一点是正确对待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对不良资产不能拖,拖的话会把经济拖死的。第二点是我们的金融体系不能靠政府吃饭,一定是走向市场,如果不走向市场的话,我们经济的转型要走出来是非常困难的。

  最后一点我想说的是大银行和小银行的问题,中国的银行基本都是大银行,我们说的股份制银行也是巨大,跟世界其它国家相比也是巨大的。我们看到大银行在这次金融危机当中是不可倒的机构,不可倒的话就引起了很多问题,一个不可倒的机构里面,银行不管是私人拥有的,还是政府拥有的,不是政府的产物,最终是一个依赖政府担保,在市场上面用别人的钱去赌的机制。所以我看到这次危机美国有8000多家银行,但是60%的资产是前十家的大银行持有的,这次金融危机当中所有大银行都倒了,如果没有政府支持都是倒的,但是绝大部分小银行是不倒的。所以这说明我们看到大银行是很风光,出来的人都是拿奖金特别多,特别富有。我们从全世界其它国家看到经验大银行是给员工带来价值,对股东都是带来价值。大银行的机制是有很大的问题,中国因为有隐性的担保这样一个问题,存款都是朝国有银行走的,所以国有银行变的越来越大。我们现在股份制银行也是国家隐性担保的,所以它的存在,变的那么大是跟这个有关的。

  在中国的小银行也是有问题的,地方政府对这些银行贷款有很大的政治影响,所以中国现在小银行的资产质量比大银行还要差,这是我自己个人的看法,小银行的问题,城商行的问题是很严重的。这次房地产泡沫对二、三线城市影响非常大,这些城市的银行对当地借贷规模是非常大,中国的城商行问题是非常的严重。所以在中国这个体制里,大银行问题也是有,像国外一样。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还没有找到走出去的道路,让银行体系能够良性循环,既不靠政府,自己也不去闯祸这样一个机制。在这二十年里面银行危机到处都是,泡沫的崩溃到处都是,我看到不出问题,房地产泡沫爆了还能够维持的我就看到是两个地方,一个台湾,一个香港,香港在1998年之后房地产价格下降75%,没有出现一家银行倒闭,背后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房贷是无限制贷款,跟美国不一样,出现负资产的话一般业主会把房子抵给银行,所以出现大量的不良贷款。第二个很重要的是银行的股东主要是大股东,这一点台湾跟香港一样,一个家庭持有的银行这个钱是它自己的钱,在泡沫的时候,一般人是很难控制自己的,特别银行体系出现泡沫带来后果不是个人的后果,我看到美国银行里面很多人都是很聪明的,为什么会介入证券化房贷市场呢,主要是赌一把短期会带来盈利,对银行管理层是有好处的。所以它这个行为是跟股东结构有关的,这是我现在银行体系,最佳银行的结构是家庭式的银行是我们大家值得考虑的事情。在台湾、香港房价掉那么多的情况下基本没有影响,虽然说有盈利的能力,但是没有破产,自己的钱到外面去赌的时候想的比较多,说明了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以后银行怎么搞,最终一定是股东跟政府的利益,跟管理层的利益一定要一致,如果不一致的话出问题是很难控制,我们现在经济都比较悲观,大家都在寻找增长点,现在谈人口红利、城市化,这说明寻找增长点都希望水涨船高,通过水涨船高解决我们的问题。银行体系和公司都是等着水涨船高让大家过好日子。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两点,一点中国水涨船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等待是非常危险的策略,对企业和银行都是非常不利的。中国银行过去20%多的增长是过去了,我们渐渐走向10%,或者比10%更低的状态,这以后会变成一个常态,这是应该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件事情。第二中国增长的潜力还是有的,因为中国人均资产6000美金,跟发达国家相比,发达国家是4到5万美金,韩国都是2万美金,向比较低的。政府机构投的时候往往问的问题是你说有增长,增长在哪里,政府在探讨增长在哪里这种思维方式对经济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它还是想希望通过政府的投资来发展经济,这个市场的经济通过价格体系找到最佳的答案,生产力上升是通过资本分配的优化来达到的。

  从这方面来说中国以后的经济发展需要政府退一步,这个过程当中金融跟政府的发展模式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国有投资20%的GDP,房地产今年应该是17%到15%,加起来40%的GDP都是政府主导。所以这样一个经济在某个时间段是有效的,但是在经济基础设施和房子基本造好的情况下,这样一个发展模式是有很大的问题,金融改革跟经济模式、发展模式的转型是相辅相成的。过去金融是支持政府投资,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制造业所是大宗商品的制造业向化工、钢铁,以后的经济是要多元化,要细分,公司的盈利要考虑的非常周到,它不是一个粗放型的经济。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唯一的出路就是走向市场,政府要往后退一步,如果中国政府往后退一步基本分配走向市场,其中关键的一步就是银行在基本分配上面要市场化,如果我们走到这一步的话,中国经济以后保持7%的增长是有可能的,保持7%的增长每十年增加1倍,中国今年经济8万亿的规模下面,每十年增加1倍的话,中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是比较短暂的时间能够达到的,这是一个很美好的未来。

  现在很多人都很悲观,都说看不到增长,我自己个人认为中国的未来是非常好的,这个好的未来要达到的话要我们有新的思考方式,需要政府退一步,金融走到前面,如果我们走出这两步的话,15年不光是走向小康社会,我们有可能走向全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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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国忠 谢国忠

独立经济学家。1987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谢国忠曾任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及亚太区首席经济分析师。此前,他在世界银行任经济分析员,负责处理世行于印尼的工商业发展项目,以及其他亚太地区国家的电讯及电力发展项目。现任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财新≪新世纪≫特约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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