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二季度，中国GDP超过日本。国际媒体相当关注这一个里程碑事件。相反，国内媒体并没有过多报道。中国现在的舆论焦点是自然灾害、环境恶化和房产泡沫，而非G D P数字上的变化。另外，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10.5倍，即使G D P相同，中国的人均收入仍比日本的1/10还要少。现在还不是庆祝的时候。

中国拥有大量劳动力，这比任何其他因素更能促进中国经济发展。近五年间，劳动生产率每年增长近10%，总计全要素生产力每年递增超过4%。尽管如此，中国以美元计算的名义工资实际上十几年没有任何变化。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强，意味着其产品对西方消费者来说越来越便宜，跨国公司的盈利增加，中国政府税收增加。这就是为什么越多的跨国公司来到中国生产，中国当地政府就会越多地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吸引跨国公司。

中国的快速发展恰巧赶上美元疲软。2002年，美元指数达到峰值，后来下滑了1/3。上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中期，亚洲四小龙和东南亚国家高速发展，但当时美元也疲软。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之后，美元从此一蹶不振。上世纪90年代，银行业危机又使美元遭受重创。2000年，高科技泡沫破灭引发美元贬值，减缓资本流入美国。前不久的金融危机使得美元持续低迷。

新兴经济体高增长期过后，一般都会出现危机。人们总是将危机归咎于增长缓慢。实际上，罪魁祸首不是它。高速发展期间不断累积的问题导致发展缓慢，同样诱发危机。高速增长掩盖了问题。因此，决策者们倾向于尽可能延长高速增长期，希望通过增长解决问题。

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以及很多人提出的对策，都与其他经济体在高速增长期间的情况差不多。历史告诉我们，问题不会因为成长而消失。增长持续的时间越长，问题就越难解决。希望通过增长来消除问题，必将导致货币泛滥。短期看来，美元疲软将加剧货币过量，因为限制增发钞票的外部压力较弱，这样会导致泡沫。资产升值成为利润来源，从而进一步鼓励投资，经济将有崩溃的危险。

2002年中到2010年中，中国的货币供应翻了两番，年增长19%。如果将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之外的扩张，以及地下金融活动计算在内，实际上，“货币供应”年增长率为22%。同时，名义G D P的年增长率为18.5%。如果比较官方G D P数据和货币数据，好像无需担忧，因为两者基本一致。问题是：一、名义G D P确实因为房产而膨胀，而现在房产市场出现泡沫，因此，货币快速增加可能也是泡沫；二、实际货币增长率可能更高。

2002-2010年，中国的电力消耗每年增加13%。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实际G D P增长快于电力消耗。电力消耗的增速和G D P增速之比，可作为一个弹性系数。上世纪90年代，弹性系数为0.8。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期间，重工业发展领先，经济发展更加依赖电力，因此，弹性系数将会加大。

我估计，弹性系数不会超过1.0.因此，有理由猜测，过去八年中，中国的实际GDP每年递增13%.GDP平减指数高达4.5%.

目前，通胀主要发生在地产和大宗商品市场。自2002年来，地价上涨了10倍，部分热点海滨城市上涨了30倍，一些投机地区的地价上涨了100多倍。例如，在浙江的大部分农村，地价达到了每亩1000万元，是十年前的100倍。即使土地被纳入城市规划，这样的地价无论如何也不正常。这个地价几乎是英国城市地价的10倍。在所有的发达经济体中，英国的城市地价最高。有理由相信，中国的地价是现在所有主要经济体中最高的，尽管中国的平均工资仅有发达国家的1/10.

利润驱动投资，投资增加就业，就业提升消费。如果利润来源于资产升值，却不可持续，将会导致危机。长期繁荣经常孕育大规模泡沫。因为人们不再关注危机，而过量地要求风险资产。这就会产生资产泡沫，使得繁荣超过正常的周期时间。周期拖得越长，泡沫破灭之后调整的难度越大。

可能中国一半的银行贷款都发放给了与房产相关的行业，或是抵押土地的地方政府。尽管目前的繁荣推动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必须牢记在这个周期中的过度做法，还有尽快调整的必要性。将银行业暴露在基于土地升值的不可持续的经济活动中，最能揭示出其脆弱的方面。中国应当主动实施必要的经济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