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委员会将今年的经济学奖授予了彼得·戴蒙德(Peter Diamond)、戴尔·莫顿森(Dale T. Mortensen)和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A. Pissarides)，以表彰他们对劳动力市场一方面失业率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却人才难求的这一问题的研究。

这一研究基于戴蒙德教授成型于上世纪60年代的一个理论。经济被分为宏观和微观。即使微观经济主要研究静态局势，仍与真实世界的熙熙攘攘相去甚远。当然，理论学家可以将细节视为噪音而予以忽略，即市场最终总是符合理论的。而戴蒙德教授向全世界展示了细节变量将导致迥异的结果这样一个道理。

我仍记得他当时是如何生动地说明这一点的：尽管在某地有数量众多的店铺，但最终零售价格水平仍将等同于垄断价格水平，而非完全竞争状态下的价格水平，如果从一家店铺走到另一家店铺非常麻烦的话。如果购物者不愿勤快地货比三家，就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

戴蒙德教授是现时真正配得起诺贝尔奖项荣誉的少数几个经济学家之一。他的研究成果将使那些基于高效市场假设构建漂亮数学模型、并被实践者滥用对世界造成巨大伤害的“聪明人”黯然失色。与理论世界不同，现实世界的表面崎岖不平，绝不光滑。忽视现实因素可能是致命的，正如上一场金融危机所验证的那样。

我赞扬戴蒙德教授，不是因为他在我的博士论文上签了名。这是一个原因。我写论文的过程中，反而和另一名教授合作时间比较多，然而他却不愿意在论文上签字。我的论文主要探讨了两点：(1)日本的金融系统并不高效，其独特性正反映出其不完美之处，而不是创新和改良;(2)日本的资产价格被这一个系统夸大了。那个时候正是一大批著名经济学家致力于开创理论解释日本金融系统为什么更好的原因。戴蒙德教授和我一起工作了几个月时间，并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段经历令我感动。我在论文中提到的观点后来被证实是正确的。戴蒙德教授签署我的论文并没有错，我希望如此。而我非常感激他如此善待我。

为什么要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原因尚不得知。经济学既不是科学也不是哲学。现代经济学使用复杂的数学运算来赋予自己科学的假象。这非常具有误导性，有时候甚至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纳新姆·塔勒布(Nassim Taleb)曾经提到想要起诉诺贝尔奖委员会，原因是它是金融危机的元凶之一。1990年，委员会将经济学奖授予创立最佳资产配置理论的哈里·马克维兹(Harry Markowitz)、莫顿·米勒(Merton Miller)和威廉姆·夏普(William Sharpe)。塔勒布的观点是，所有这些模型都是基于已经发生过的事实，它们忽视了金融投资人所面临的最大风险——扰乱性事件。此类事件并不经常发生，且无法用依赖近期数据的数据模型来解构，因此，此类模型将误导投资人过度投资股票，而不是债券。据塔勒布称，诺贝尔奖委员会给资产配置理论颁发了奖项，就等于是造成股票投资人遭受十数亿美元损失的同谋。背负“黑天鹅”名声的塔勒布先生或许怒气满腹，需要个宣泄的出口。

我不确定诺贝尔奖委员是否应该承担起责任。最佳资产配置理论，或者说这一理论的衍生产品--资产组合保险理论--引发了1987年10月19日的股市崩盘。理查德·布克斯塔伯(Richard Bookstaber)在他的《我们自己设计的恶魔：市场、对冲基金和金融创新的风险》(A Demon of Our Own Design: Markets, Hedge Funds, and the Perils of Financial Innovations)一书中详细讲述了这个故事。

股权定价模型造成的伤害更大。1997年，诺贝尔经济奖授予了罗伯特·莫顿(Robert Merton)和迈伦·斯科尔斯(Myron Scholes)以及已故的费希尔·布莱克(Fischer Black)——三人一起开发了股权估价的工具。早在这项诺贝尔奖颁布之前，金融行业就已经开始使用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进行股权估价。当我学习这一理论之时，每一位教授都会严肃强调这个工具在现实世界的适用性：它假设市场是连续的、无限流动的，也就是说，当市场从A移动到B时，人们可以以A和B之间的任何价格执行任何数量的交易。问题在于，当你最需要市场的时候，它却不在那儿。正如塔勒布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最大的风险是不可预见的扰乱性事件。忽略这一点的模型只能是一个欺骗工具。

华尔街用错误的理论创造出巨大市场的过程中，学术有没有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不知道。市场之所以为市场，是因为太多人需要赚钱了。他们需要创造新的东西。理论不过是借口。即使没有这些理论，也会有其他的东西出来，而造成的伤害却是一样的。